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改革专家、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就未来几年我国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做一个讨论，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将处在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关键阶段。这样一次转型和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将对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性的影响。从这样一个考虑出发，我今天想以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趋势为题，和大家做一个讨论。
      未来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趋势，首要的是我们研究讨论这样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特征背景和现实需求。金融危机以来，大家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趋势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是中长期的，这次希腊本地危机进一步凸现了中国最大的出口地区欧元区，将在未来几年有一个新的变化。同时也看到，尽管外部市场可能在一定时期有所恢复，但是这个恢复绝不是简单的数量恢复，必然伴随着结构性重大问题的调整，所以G20也好，我们这两天和美国的对话也好，都涉及后危机时代整个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作为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大国，不可能长期主要把自己的发展奠定在外部需求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外需，我们需要外部市场，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扩大内需，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自己内部需求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些迫切性，更要从我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来了解把握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些现实需求。
    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就是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五年、十年，我们的需求结构将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我们恐怕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开始由生存性阶段进入发展新阶段，从中共十七大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讲，新时期新阶段、新矛盾新特点、新任务等等，十七大报告的“新”用了八十多次，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注意发展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我们国家发展阶段性特点到底是什么？我的一个基本研究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个历史性的功绩就是实现了中国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性阶段开始进入到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生存型阶段和发展性阶段的结构特征，消费结构来看，发展型阶段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比例逐步明显降低；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比例较小，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需求程度逐步提升；从社会结构来看，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市场分工的拓展，社会群体开始分化，并且利益分化将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参照国际上一般办法，判断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可以有五个基本标志，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等，时间关系不具体讲了。无论从结构特点来看，还是从基本标志来看，应当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总体上解决了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并且全面凸现的是和人的发展直接相关联的发展问题。第二，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阶段性特征突出以后，到底社会需求结构有哪些基本的趋势，我这里概括这样三条：第一、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比如说，我们讲到的，用于吃饭、穿衣以及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90年以后开始下降到50%左右，到08年，城镇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3%，农村恩格尔也下降到43.1%，大家收入的主要支出不是用在吃饭穿衣，生存性的支出减少了。而现在耐用品需求越来越多，对住房、汽车、电脑、高档电器等更加普遍。第二，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由于发展性支出增加，表明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总体上来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这种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开始成为历史，而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开始向我们走来，今天为什么会凸现教育呢？为什么凸现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普遍更为增强增大？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改革开放之初，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吃饭穿衣解决不了，到今天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基本住房、资源环境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短缺开始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日益突出的一个矛盾。第三个特点，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自身发展，比如突出反映在健康、受教育程度、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这就必然提出一个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政策、哪一个人、哪一个集团、哪一个利益群体主观的反映，而是这个社会走到今天，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其次，当前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坚持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制度安排到了需要改变改变的时候，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也成为这个阶段的历史要求。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比如发展权、参与权等等，我们现在行政管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治理结构的问题，能不能建立社会利益诉求渠道，能不能建立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从而形成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治理结构。这就是我们这样三个大的基本趋势，社会需求结构有这样三个趋势，这样的趋势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这里概括一下，是人的自身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比如说，我们收入分配是人的自身发展，为什么今年两会把收入分配问题提到这么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程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收入分配的现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突出，引起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更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突出，有他阶段性的要求，比如说，长期以来，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他将直接制约低收入群体的发展空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不同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机会受到制约，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这个现实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更要看到这个现实问题产生的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再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人的自身发展，再比如说我们谈到的资源环境和人的自身发展，资源环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中高碳经济将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江浙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水的问题，开始和人的自身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第四个是公共治理和人的自身发展，我们随着这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公民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需求，与人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今天这个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必须研究和把握初级阶段在现实这样一个发展时期阶段性特征。第二，我们在主要矛盾没变的情况下，要看到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和三十年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三十年前老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是吃饭问题，今天老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主要反映在基本公共产品的满足程度上。所以我这里做一个概括，物质文化需求变化由温饱为主开始向人的自身发展为主的战略性变化。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出发，看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人的自身发展对现行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所以从社会需求结构来把握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我想这个更重要，我们既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方式的挑战，更要看到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社会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对发展方式的一个内在的要求。我重点想讲讲第二个内容。
    随着这样一个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未来五年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会有什么基本趋势？最近中央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十二五的发展规划，今年秋季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着重讨论十二五规划，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发展方式转变，我这里做了五条概括。首先是一个总的判断，十二五是我国改革发展实现历史转变的关键五年，是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是打破行政壁垒，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是推行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年。我们从五个方面做一个讨论。
    第一，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推进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和变革。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
    首先，投资消费失衡是不是我们发展方式中的突出矛盾？有人说这不是，我们一直是消费拉动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从我们这三十年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高于消费。这里有一个表，当然最近几年，消费的贡献率在逐步提升，尤其是去年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消费的增长比较明显。但是从历史来看，整个增长方式中，投资主导的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投资和消费失衡永远是一个经济生活当中的突出矛盾。第二个，从我们三十年的历史来看，尽管这一两年我们消费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是从过去的三十多年来看，消费还是一个逐年走低的趋势，其中主要的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比如说78年，我国的消费率是62.1%，08年下降到48.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八年时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从78年的48.8下降到08年的35.3%，印度的居民消费率是67%，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居民的消费率将近50%，现在只有35%，下降了将近15%。第三，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如和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比，巴西是75.7%，印度64.9%，俄罗斯67%，我国的消费率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大概15到20个点，所以从这样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投资和消费失衡是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所以转变发展方式，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投资消费关系失衡问题。
    第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五年左右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性转变？我的看法是完全有可能，因为我国正处于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一般来看投资出口对GDP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一个背景下，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加强。我们国家的人均GDP正处在3000到4000之间，按照8%的增长，最近两三年，我国人均GDP有望突破4000美元，所以说我们正处在提升消费的历史拐点。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的城市消费开始进入以汽车和住房为主要的阶段，09年我国的汽车销售量达到1300多万辆，全球第一，今年汽车工业必将呈现比较好的发展趋势，全年产品的增速在10%左右，有望达到1500万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和美国差不多，将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从城镇住房的需求来看，我们三大需求，也就是保障性住房需求、改善性住房需求、投资性住房的需求，全面增大，这也正是现在房地产处在一个比较复杂阶段的客观原因，我们面临政策和市场的问题。第三，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世界上有一句话，具有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将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现在看，由于农村生存性的消费需求支出也开始降到45%左右，而发展性的消费支出开始提升到50%以上，再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农村这个消费版图的亮点，也可以说是潜力开始逐步释放，这将对未来五到十年，我们扩大内需战略，甚至消费主导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可能关键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推动政策和体质适应这样一个趋势，推动消费主导的转型和改革。我们设想，如果十二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都提高五到十个百分点，也就是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49提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5恢复到50左右的话，那么我们国家会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这样一个目标在未来的五年左右能不能实现？我想第一条，取决于消费政策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今年两会我也参加了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协商对话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两个着重，十二五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能不能从39.7%提高到50%，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能不能也提高十个点。当然这样一个比重能不能达到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能不能对居民收入比重作出一个数字型的约束性的指标？这还是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关键在于推进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最重要的。网上传说国务院退回了国家发改委关于收入制度改革方案，我理解。今年两会以后，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按照两会的要求，需要重新考虑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抓紧研究，我们也在参与这样一个事情，适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变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不能有一些大的措施。这里提出了五项，比如说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尽快启动新一轮的财政收入体制改革，第二，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第三，以资源红利的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第四，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五，构建财产性收入的体制基础，逐步缓解并缩小居民过大的财产性收入。
    如果收入分配能这样推进的话，我们的消费主导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第二个大趋势是实现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推进城市化时代的转型和变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或者形成消费主导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到目前为止，我们各地领导都在讲一句话：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在我看来，我国进入一个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处在一个调整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适应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趋势，处在一个调整发展提高的阶段，而中国的城市化处在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为什么？
    我们首先要了解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进程将对未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这里面需要先看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城市化是不是滞后于工业化，为什么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首先过去的三十年，城市化不仅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滞后于工业进程，也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到60%左右，08年我们的GDP就超过了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国家去年的城镇化率是44.6%。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国际比远低于工业中后期的均值，所以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升级，加剧了社会供给能力与消费猛烈的鸿沟，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和产能过剩。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开始的，1958年以前，各个城市敲锣打鼓欢迎农民进城，58年以后，开始建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实现城乡二元制度以后，为了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赶超战略，长期实行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推进工业化，我们就利用了廉价农民工的资本，获得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等于城市平均水平的60%到70%，正是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是在压低或者在保持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实现的。社会发展了，人的公平发展、自身发展成为这个社会越来越普遍的要求，我们不讲别的，现在八零后的农村孩子进入城里，不可能回到农村，五年以后，九零后农村的孩子有可能回到农村吗？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历史。从这样来看，我们看看城市化主导对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型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概括有决定意义，第一，决定服务业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没有城市化，我们想明显提高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教育，是不可能的。第二，决定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快速的城镇化必然建立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上讲，未来五年是中国城乡一体化最关键的五年。第三，他对改善资源环境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现在总说城镇化是造成城市污染的根源，恰恰相反，在八十年代的江浙一代，是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工业化好，还是集中性的城市化，从中长期看更有利与资源配置效率呢？第四，他将决定劳动力的就业，如果没有城市化和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发展，不可能扩大劳动力的就业范围。
    从这个以后角度出发，我们十二五要实现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
    那么有没有可能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能够使中国进入城市化主导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化率子少由现在的46%达到50%以上？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国家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估计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将提高1%到1.2%的水平，我们将由现在的44.6%达到十年以后的60%左右，这个快速发展，不仅使我们东部快速城市化，并且由东部向中西部发展，中西部的城市群将成为我国的突出特点。从统计数字来看，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中部的落后主要是工业化率太低，但是从统计数字看，中部的工业化贡献率，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差不多，那么他们落后在什么地方呢？中部的城市化率滞后于东部至少15%，甚至按照去年的数字，还低于西部0.6%，中部的城市化率现在比西部还低。所以估计十二五时期，以武汉城市圈为重点的城市群将成为中部城市化的一个突出亮点。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我们国家将出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的齐头并进的格局。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省直管县，这个至少几类情况：一类是现在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核心的部分，有望在未来几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成为这个市的一个区；第二，有一定实力的县成为中小城市；第三，像江苏的百强县，像浙江义乌等等，有可能随着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中等城市。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新格局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城市间的竞争与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我们研究长三角，长三角未来的区域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关键问题是上海的转型，上海如果加速成为我国以金融中心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城市，他对长三角的一体化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看长三角的一体化，要把他放在我们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下，要把他放在我们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带、城市群，在未来的区域发展、整个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所以长三角一体化的课题研究当中提出，上海的转型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后世博会时代上海能够加快转型，那么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将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上海的金融中心辐射影响、上海服务业主导的辐射和影响，对于拉动长三角一体化，尤其产业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重大，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三十年年均GDP9.7%的贡献率是三个点，如果未来城市化率能保持1%到1.2%的增长，那么未来对GDP的贡献率会达到4%，甚至5%，就城市化的发展来说，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起到一个重大的拉动影响作用。
    第三，适应城市化时代需求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以经济总量为目标，以工业化为重点的第一次转型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功，我国开始进入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阶段，我们还要靠改革。第一，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未来五到十年，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应当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第二个改革是推新行政区划体格为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持，我们的城市化过去更多的是行政主导，按照人口规模做行政管理设置城市，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情况大不一样了，比如说义乌，他现在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他现在还是一个县级市，如果义乌的行政区划体制在五年前十年前得到解决，那么义乌完全成为一个中等城市。还有长株潭的问题，我们经过了两年时间，才统一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明现在的行政区划体制，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制约，我们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把经济主导、行政主导结合起来，推进我们的城市化。第三，推进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富裕地方政府一定的城市发展自主权。这些改革做到了，未来五年左右，我们形成城市化主导的大趋势应当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个大趋势，实现公共产品短缺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变，推进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们首先要看到，从私人产品短缺走向公共产品的短缺，这是一个历史性跨越，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的一次跨越，公共产品短缺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首先看我们国家是不是开始进入一个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我们作为一个高校的管理者、领导，我们应该感觉到社会对高校发展的压力是逐步增加，要求逐步提高。从数量的要求到质量的要求，是逐步提高的。为什么？社会发展到今天，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比过去一个时期不仅数量有要求，质量要求也开始全面提升。这首先在于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拿一个例子来说，或者我们在座的大家比较一下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亲属来说，我们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家庭的支出大概主要是生活品的支出，这十多年来看，家庭的支出开始逐步向教育、医疗这样一些支出转变。所以总体上看，现在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五年的支出规模从95年到06年提高了一倍。在这样一个公共产品短缺到来的时候，我们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总量明显增加，数量说是历史最高的，但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有点偏低，比如这里举了一些例子，08年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9%。但是对教育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国家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在明显加大，但是相对比例却有所降低，比如08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2%降到2.97%，但是09年世界平均教育支出是4.6%。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以后，我们应该来了解到底这种解决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型将产生哪些重大影响。我这里概括出来，既关系到消费倾向又涉及到再分配的水平，这里时间关系就不具体讲了。比如公共服务与消费率，我们讲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蓝领是一周发一次工资的，所以他们周五晚上是这周支出最大的，为什么敢做当期消费呢，毫无疑问，就是他有安全的社会保障，他不必为未来的这种社会保障担忧，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不同，印度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高，高于我们将近20个点，为什么呢？印度和澳大利亚不一样，他在于财产权比较清楚，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严格而清楚的财产权是印度消费率保持比较高的一个重要条件。还有公共服务于收入分配差距，从直接收入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是3.3比1，如果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等全部的公共服务加进去，城乡实际收入比将达到五到六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个经济水平的制约，但是更涉及到一个制度的安排。我讲一个例子，我们06年参加国务院专家会讨论十一五规划，当时讨论十一五期间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我说应该改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村最低救济制度，但是实际呢，中央决定在06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样的一个安排中央拿了多少钱呢，大概一到二百亿，所以你说是经济水平是一个矛盾，还是制度安排是主要矛盾，我们年均六万多亿拿出一二百亿解决这么多农民的最低救济制度，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去年年底广东省委和我们院做规划，我们和广东省相关部门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未来十年，广东最大的财力是5000到8000亿解决广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后来汪洋书记组织省委讨论，最后下决心，改变公共支出结构，广东去年十二月份发的文件，把这个支出提到多少呢，提到2.5万亿，广东未来十年，一个省将拿出2.5万亿解决广东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不仅国内领先，而且在国际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平，你说这是一个财力问题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广东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把用在其他地方的钱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有眼光的战略性选择，广东这样一个大的投资，会明显改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会由此加快形成广东人力资源优势，这对广东的发展方式转变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我们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的是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基础，比如说，在我们各级政府的规划当中，能不能把公共就业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再比如说，能不能明显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的建立一个公共财政体制，再比如说，不要一般的谈职能，而是明确的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责上的分工体系和由此的问责制，第四，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尽快的出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第四个大的趋势，实现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推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和变革。现在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大家有所不同，我们的一个理解，低碳经济是一个新型发展方式，之所以说是新型发展方式，第一，他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第二，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更是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第三，低碳经济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
    所以我说地谈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并且有可能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低碳经济我们的理解是更多的从当前面临的挑战出发，可能着眼于未来五到十年的大趋势来看，整个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低碳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低碳经济第一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创新产品，和我们大学相关，这次革命将成为未来相当一个时期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第二，他也将带来一场深刻的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三，他也将带来一场重大的制度革命，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改革重要的是制度安排。比如说十二五时期，最近的两三年，尽快的出台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方案。第二，尽快的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未来一个时期会解决这个事情，第三，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这个方面的改革更重要。
    最后一个趋势，政府转型将成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关键和重点。我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要不要改的问题。为什么讲现在是二次改革，我们过去三十年最成功的经验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的投资快速增长、投资主导的形成都跟政府主导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提出发展方式转变，提出要把我们的增长建立在消费主导的基础上，那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方式对于我们后三十年的增长是弊多还是利多，如果是利多，那我们继续坚持，如果是弊多，我们就需要改变，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一定程度上聚焦在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我前不久在一个省部级干部班上，一个上海的同志提出来，这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成功的因素，为什么要改呢？是的，从全国来看，尤其上海，政府的力量很强，是上海这些年加快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讲未来适应我们国家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趋势下要不要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呢？我概括了这五条，比如说，以追求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重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发展方式，政府主导的方式，在过去以提高总量为目标的阶段，有他的重要历史作为，那么未来，我们二次转型改革主要目标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基础是消费主导，那么这样一个特点，地方主导的方式到底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型利大还是弊大，在我看来，随着现在实践的发展，好的一面因素还有，但是在减弱，矛盾问题一面的因素在增加，如果我们从追求总量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式转变到公平和可持续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上来，显然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非改不可的，弊大利少，而且矛盾和问会越来越凸现。所以这里有一个要不要改的问题。
    第二，这场改革和过去简单政府职能转变不一样，深刻性和复杂性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原来谈政府职能转变，到现在为止，政府的职责分工开始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和政府的自身利益联在一起，五年前和十年前我们能说政府有自身利益吗？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很难概括，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今天由于现行的财政体制，由于现在的干部选拔机制，你说房地产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应该是举行普遍性了，为什么？就是这些年我们由于各种综合性的因素、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这个形成了普遍性，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和改变政府的利益倾向是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在一个省的报告中，有一个人给我提出来，说迟主任，如果改革了这个方式，我们政府还有活干吗，我们政府还有利益吗？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由此看来，我们十一五时期，从06年中央开始十一五规划，我当时提了一个建议，总理表态写进十一五规划中去，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十一五改革的关键和重点，十一五规划里面有这句话，但是我们看这些年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是总体上没有多大的突破，甚至在有些方面矛盾问题更为突出。所以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方式，重要的是在十二五时期能不能加快推动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前不久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我也当选为副会长，目的是想推动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以我们能不能推动这件事，比如建立中央地方严格分工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由此推进行政区划体制，由此推动行政体制范围内的三权分设的改革，由此推动公共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这些事情对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意义越来越重大，所以我们发展方式转型，毫无疑问会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在我看来，未来五年，如果不解决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我们发展方式转型是很困难的。
    我最后讲一下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发展理念变革的问题。
    从战后六十多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发展的过程、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理念的变革，包括我们的教育，如果理念不解决，第一很难制定出一个好的规划，第二，就算有好的规划，也很难执行好，甚至有可能出现扭曲。所以理念的变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两个基本。战后六十年，人类的发展理念经过了四次大的变革，战后把增长就视同于发展，到六十年代初，有的地方增长了，但是社会矛盾突出，就变成发展加增长加变革，后来是发展加增长加变革加环境保护，再到后来是发展加增长加变革加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现在我们有四个大问题，第一个，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能不能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发展是建立在增长的基础上，但是同时强调结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所以今天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人的发展成为这个发展阶段的核心目标的时候，我们仅仅坚持增长是解决不了发展中的全部问题的，结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人的自身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来要终结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就是因为他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问题，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带来哪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仍然坚持国富优先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社会总需求不足，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引起的社会总需求不足，这样的情况向消费主导的可持续发展就很困难。第二，我们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不能实现民富国强，老百姓发展起来了，他的收入提高了，收费倾向提高了，与此同时，他会明显带动国家实力的增加，因此民富优先在这个阶段有利于民富国强。第三个，作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这是今年两会提出来的，我这里提了三个问题，第一，我国是否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到蛋糕的关键阶段，前不久我和一个中国有名的大企业家同台讲课，他的目标是作大蛋糕，我的目标是不分好蛋糕，这个蛋糕不可能作大，我们现在如果不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解决大家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大蛋糕，能不能使做大的蛋糕是一个有效的蛋糕，可以不断吃地蛋糕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充分估计分好蛋糕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第三，如何建立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第四个问题，国有资本是盈利性还是公益性。我们现在讨论国进民退，在我看来，国要进，民也要进，只有国进民进同时进，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使国有资本尽快进入到公益性领域，使民营企业能够进入到竞争领域，这个方向很清楚，就是未来我们的发展是国进民也进。那么新阶段国有资本的形成和定位于三十年前有什么不同？三十年前我们靠国有企业形成国有资本的主要来源，今天我们是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家民营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形成国有资本的基础，形成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并且社会经济活动远大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税收的比例提高，这就是三十年前后的极大的不同。第二，国有资本如何在盈利性和公益性之间作出平衡和选择，我这里举个例子，06年到09年，央企的利润总额是3.26万亿，大家提出来，如果其中10%用于教育，那么可以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将近一个点，0.6%，这样我们今年就有希望使教育支出达到4%的增长目标。问题在于国有资本把自己放在公益性还是盈利性，毫无疑问，一部分国有资本依然是掌控国有经济的命脉，但是多部分的国有资本恐怕需要更多的进入到公益性领域，这样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拿房地产来说，我们现在房地产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保障性需求群体、改善性需求的群体和投资性需求的群体赶到一起了，都到房地产市场里面去了，我们保障性需求更多的是应该以政府为主体来解决，是国有资本投入的主要领域，这样才是把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有一个分工界限，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平衡，大家都挤到一个道说去，看着很好，但是一定时候这个房地产就不仅是经济问题，甚至由社会问题引发政治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推进以公益性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是很重要的，新36条特别好，但是现在社会的响应度不够，没有引起更大的社会反映，为什么？需要政策和体制之间有一个平衡，不仅政策需要调整，更多的是要体制上作出安排，比如36条有一条跟我们相关，国家鼓励民营经济进入教育领域，并且在多方面享受公平待遇，这一句话需要作出一些大的制度安排，民营经济才能敢把钱放在教育里面，如果没有制度安排，这一条政策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改革越来越有改革性改革的特点。
    这是我今天讲的三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之下，结合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谈谈高校改革，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想结合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来某些参考。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展教育，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背景有没有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今天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背景有没有变化，变化在哪里，为此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虽然是一个很虚的问题，但是对下一步的教育改革发展极为重要。第二，随着我们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型，我们未来高校发展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前几年的教改是在扩充总量上出现明显成效，那么以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在哪里？第三，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使得教育把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同时结合起来，解决教育发展的问题。我今年春节前两天，在海德堡大学有一个演讲，大家对中国的经济，欧洲人有很高的评价，但是有一个教授给我提出来，说我看中国的教育和我们德国比，至少差二十年，这个对我刺激很大，我说我承认这样一个教育差距，但是更要看到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随着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我们的教育未来处在一个快速变革时期，在快速变革时期，来满足社会的需求，来为我们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
    最后有这段这样一个概括，对我们了解大趋势，了解教育改革大背景提供一些帮助。
    我国正处于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趋势来看，至少应当包括两次大的转型和改革，第一次转型和改革是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主线是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当前到未来一个时期，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民富国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正如总书记在党校的省部级干部班上讲的，发展方式转型关系涉及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全局。